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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前223年，楚国最后的藩篱项燕兵败自杀，秦破楚都，楚亡。

楚灭，天下已无可挡暴秦之兵。两年后，秦灭齐，一统江山，设郡县，编户籍，焚书坑儒，一个这块土地上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帝制，自此肇始。

彼时距屈原自沉汨罗已55年，至今，则已逾2200余年。

兴亡千古繁华梦，诗眼倦天涯。孔林乔木，吴宫蔓草，楚庙寒鸦。

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。楚地长达八个世纪的荣光，从此落幕，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此尘封。青灯横斜，古卷迤逦，在尘世的烟云中旁逸斜出，是历史在霜冷长河中留下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。楚人曾经的豪气与辉煌，看似伸手可触，却如春梦无痕，只能通过他们过往扬起的风帆，激起的浪花来确证他们曾经的存在。而那些真正的隽永，却已遍寻不见。

唯剩一些残存的高亢音符，偶尔会在端午龙舟水手竞渡的怒吼声中，在某个偏僻博物馆编钟的悠冷音调里，挣脱厚重的历史尘埃与阴影，瞬间闪烁出智慧与生命之美。

这种闪烁，于日渐精致利己、愚昧盲从的后人，是荣耀，更是羞惭。

二、

楚人不能蒙羞而归——这是楚地传统。

《左传·庄公十九年》用51个字，非常简短地记载了一段楚地历史：十九年春，楚子御之，大败于津。还，鬻拳弗纳。送伐黄，败黄师于碏陵。还，及湫，有疾。夏六月庚申卒，鬻拳葬诸夕室，亦自杀也，而葬于绖。

这51个字，却最清晰概括了那块土地和上面的人。

公元前675年，阎氏家族叛乱，联合巴人攻楚。楚文王御驾亲征，因轻敌在津地大败，文王面颊中箭，残军败将，落荒逃回。

又饿又累的楚军至郢都，等待的不是慰问。而是紧闭的城门和袭大阍之职（主管郢都城门）的重臣鬻拳的严厉责问：“王得胜否？”

楚文王羞惭对曰：“败矣！”

鬻拳正色曰：“自先王以来，楚军战无不胜，功无不克。巴，乃小国也，王亲征而败，岂不令我楚人被天下耻笑？今黄国不朝贡于楚，王若能伐黄而胜，犹能自雪今日之耻！”说罢，严嘱左右紧闭城门，不放一兵一卒入城。

楚人不能蒙羞而归！

楚文王知道这个先祖的规矩，遂调转马头，愤恨地对手下同样有家不能回的残军立誓：“此行不胜，寡人不归矣！”回家的力量不可阻挡，楚军将士誓死一战，大胜黄师于踖陵。

得知楚军大胜，鬻拳命大开城门，张灯结彩，等待王师归来，自己则自缚候文王治罪。

但鬻拳最后等来的，却是一支披缟戴素的大军。因连续征战，楚文王的箭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伤口感染，客死异乡，薨于湫地。

楚文王，拥“我有敝甲，欲以观中国之政”豪气的楚地一国之君，终究没有回成家。

但，楚地的尊严，被军队带了回来。

维护了楚国尊严，但却间接促使楚文王客死异乡的鬻拳，随从新君把楚文王隆重安葬之后，沐浴更衣，自杀身亡。死前遗言，葬自己于絰皇（地宫宫门内）。

絰皇者，冢前阙。生守门，死不失职！

这就是曾经的楚地，楚人！

三、

端午节不是吃粽子，划龙舟的。它是用来祭奠和铭记坚贞、骨气与节义的。

遗憾的是，很多人从没有，也不准备搞懂这一点。

关于端午节的由来，历来就存在着四种说法：源于纪念屈原；源于纪念伍子胥；源于纪念孝女曹娥；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。

后两种说法，基本不会有人当真，但被屈原本人称作“忠不必用兮，贤不必以。伍子逢殃兮，比干菹醢”的伍子胥，却是当之无愧的祭祀对象：公元前484年，吴王夫差受太宰谗言，赐剑令伍子胥自杀。子胥“乃告其舍人曰：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，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。」乃自刭死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乃取子胥尸，盛以鸱夷革，浮之江中。吴人怜之，为立祠於江上，午日以粽奉之（《史记》）”。所以《荆楚岁时记》也记载：“按，五月五日竞渡，俗为屈原投汨罗日，伤其死所，故并命舟楫以拯之。邯郸淳曹娥碑云，五月五日，时迎伍君……斯又东吴之俗，事在子胥，不关屈平也。”

在伍子胥被逼自杀207年后，另一个楚国人屈原选择了投汨罗江而亡。时间相隔了两个世纪，但离世的理由是一致的：都是因为爱国。

同是爱国，同是君王昏聩，同是慷慨赴死，屈原的爱国，倍显婉转凄凉与无奈，而伍子胥的爱国，却显得如此悲壮高亢，桀骜不驯——也正因此，在很长时间内，“忠其君，天下皆欲以为臣。爱其亲，天下皆欲以为子”的伍子胥，是不待见于主流史籍的。

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，和楚王一样，芈（mǐ）姓。“博闻强识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。”昏庸的楚怀王听信毁谤，自公元前313年始，先后两次将屈原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。

自此之后直到投江的长达35年的时间，屈原事实上已远离楚国政治中心，此后再无参与国事的主动作为。但其忧国之心未改，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歌》等不朽诗篇。

公元前278年，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（今湖北江陵），62岁的屈原悲愤交加，于五月五日，在写下了绝笔作《怀沙》之后，怀石自沉于汨罗江，以身殉国，“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”（主流用语）。

在格隆看来，屈原更像一个逆来顺受，忧心国是，悲情吟哦，幕后旁观的诗人，而不是横刀立马，迎难而上，血荐轩辕的践行者。

伍子胥是后者。

他既不盲从，更不旁观，攘臂以上，" 生能酬楚怨，死可报吴恩（范仲淹）"。在其父兄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后，伍子胥从楚逃亡到吴，成为吴王阖闾重臣。前 506 年，伍子胥借兵攻入楚都，掘平王墓，鞭尸三百，报父兄之仇。吴国则倚重子胥之谋，西破强楚、北败徐、鲁、齐，成诸侯一霸。

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，在他们的时代里，儒家的影响力还极小，所以不能将他们的忠孝节义观念归结于儒家学说。他们的行为意识里，反映的都是人类天性里永恒的孤独感以及对终极归宿的寻觅。

在屈原时代，战国乱世已经近尾声，而国家观念则刚刚萌芽。他有朴素的国家主义情结，但囿于历史局限性，他并不清楚国家这个组织的利弊。屈原情感充沛，但个性上并不刚强，他没有韩非、伍子胥那样的决绝与勇气，所以即便被楚怀王父子反复蹂躏，也无法选择弃国他投。一方面，帝室贵胄的血统是他所引以为傲的，楚国是他的精神家园，离开楚地他就无所适从；另一方面，他为楚国朝堂主流所不容，楚国又是他的痛苦之源，留在楚地他又痛苦万分。

去留两难，来往皆苦，是为无间。

《涅槃经》有云：受身无间者不死，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。62 岁的屈原在那个时代里就是长寿之人，而长寿对他来说，就是一场大劫。

至于伍子胥，他虽然比屈原决绝果敢，但实际上也是无间地狱里备受煎熬的幽魂。

伍子胥从楚地逃亡，追随的是太子建，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国，为他昭雪沉冤，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过如此。阖闾固然助他复仇，但阖闾也是在利用他的才华去征服楚地。在吴国君主的内心，伍子胥始终不过一流浪客卿。到了夫差时代，这位流浪者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，毕竟吴地不是他的故乡。夫差要杀他，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心境。

跑出去又如何？难道再借一次兵来灭吴？灭了又如何？周而复始，何时可休？

不如归去。

在自刎之前，伍子胥已经将儿子送到齐国，但他没有嘱托他的儿子将来要复仇。假如他真的对那个孩子有所训诫的话，我宁可相信他是嘱托他以后在齐国平静终老，无涉家国。

对楚国深沉的爱，成了屈原一生的羁绊，而对楚国刻骨的恨，则成了伍子胥一生的梦魇。恨与爱是硬币的两面，它们都是桎梏这两类幽魂的锁链。

国人对祖国的情感，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复合体：去留两难，来往皆苦，只得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反复煎熬、挣扎。

四、

相较屈原，伍子胥更具争议。

伍子胥（公元前559年—公元前484年），名员，字子胥，楚国椒邑（今湖北监利县黄歇口镇）人，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。伍子胥之父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，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。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，成为吴王阖闾重臣。公元前506年，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，掘楚平王墓，鞭尸三百，以报父兄之仇。吴国则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，西破强楚、北败徐、鲁、齐，成为诸侯一霸。

彼时的楚平王昏聩无道，在听信宠臣费无忌建议夺太子建之妻后，费无忌为绝后患而进谗：「太子太傅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。可以其父质而召之，不然且为楚患。」楚平王言听计从，王使使谓伍奢曰：“能致汝二子则生，不能则死。（《史记》）”

同是面对国君的无道，屈原选择了忍辱顺从，流放吟诗——这或许与屈原的皇族身份有关，他不可能象战国时那些怀才不遇的侠客一样各国游走，也与他认可的“君即国，国即君”，爱国即须爱君，反君即反国的逻辑有莫大关系。

伍子胥呢？

平王使人召二子曰：「来，吾生汝父；不来，今杀奢也。」伍尚欲往，员曰：「楚之召我兄弟，非欲以生我父也，恐有脱者后生患，故以父为质，诈召二子。二子到，则父子俱死。何益父之死？往而令仇不得报耳。不如奔他国，借力以雪父之耻。俱灭，无为也。」（《史记》）

最后的结果是，兄长伍尚束手待毙，被执就戮。而“使者捕伍胥，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，使者不敢进，伍胥遂亡（逃亡）。奢闻子胥之亡也，曰：「楚国君臣且苦兵矣。」（《史记》）”

面对无端杀父兄的楚国昏君，伍子胥的选择是：贯弓执矢向使者——这是拒捕，绝对的大逆不道。

兄长伍尚这样的，是传统文化里典型的爱国：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传统文化里一贯强调上智下愚，待人标准上，更宽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为表里。岳飞以“莫须有”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，千百年来，众多看客只是不痛不痒地骂骂秦桧，没几个人觉得岳飞束手待毙有何不妥。

而伍子胥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正史垂青，恰恰是因为楚平王无端杀他父兄之后，他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选择逃跑与反抗。千难万险跨越国境，在吴国辅佐吴王阖闾，富国强兵。伐楚，五战而破楚都郢(现湖北江陵纪南城)，时平王已死，子胥掘其墓，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。吴王夫差即位之后，子胥为大将，又大败越军于夫椒(今江苏吴县西南)，建立不世之功，吴亦成诸侯一霸。

但伍子胥的爱国逻辑从未更改，并如出一辙：心中有国，无君。子胥大败越军后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劝告，中勾践美人计，同意越国求和。子胥毫不留情面地谏言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（《左传》）。”

吴太宰嚭与子胥有隙，且收越贿赂进谗言。昏聩的吴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，曰：「子以此死。」（《史记》）

面对一手打造的强盛国家可能走上败亡之路，这次伍子胥没有逃离，而是“从容作楚囚”，采用了“死谏”：“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，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”，乃自刭死。夫差闻言大怒，取子胥尸，盛以鸱夷革，浮之江中——这一天是农历五月五日。

9年后，越灭吴。

显然，绝孝纯忠，战而能用，节而能守的伍子胥打仗、战略、强国，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但专制君主们一定不喜欢伍子胥这样的人：因为伍子胥的绝孝是无条件的，而“爱国”是有条件的，是“纯忠”而非愚忠。他的“忠君”是建立在“君值得忠”的前提下的。否则，他会翻脸，甚至恨起刀兵，玉石俱焚。

而屈原，却大大不同。他被冤屈之后，没有选择背叛，只是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“爱国主义”诗篇。和伍子胥的“形而下”层面的愤怒相比，屈原先生“形而上”层面的升华，对国君来说，显然更为安全和惬意。何况，屈原死后，这些“精神遗产”还可以无限复制出千千万万个屈原出来，个个“哀而不怨”。即使弃之若履，视作草芥，也不必担心他们会造反。

而这，可能也是朱元璋为何下令将亚圣孟子“废而不祀”，连牌位都扔出儒家祠堂的原因：孟子推翻了君可以“昏”，臣唯有“忠”的不对等合同，而是强调“君视臣如寇仇，臣视君如独夫”——这犯了大忌。

所以，理所当然地，伍子胥被历史忘却——历史是一个小姑娘，永远在各种厚薄地涂脂抹粉。

好在，总会有人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。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伍子胥最客观而公正的评价：“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，何异蝼蚁。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於後世，悲夫！方子胥窘於江上，道乞食，志岂尝须臾忘郢邪？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”

“千载空祠云海头，夫差亡国已千秋。 浙波只有灵涛在，拜奠青山人不休（唐 徐凝）”。伍子胥墓地位于姑苏城外的胥口镇，地名就因伍子胥而设，这是伍子胥抛尸入江所在地。墓封土高约l米多，冢以麻石砌成，墓前碑书“吴相国伍公之墓”。

墓在文革中被完全平毁——以爱国的名义。

尾声

斯国已去，江山犹存。

楚国一度有最后的翻盘机会，维系在一个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却又儿女情长的盖世英雄身上。他叫项羽，楚国最后砥柱项燕之孙。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，楚霸王项羽攻占咸阳后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，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“关中险阻，山河四塞，地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可因为思念家乡，项羽急于东归，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锦衣夜行，谁知之者！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，果然。”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

生活在西汉时期，刘家天下的司马迁的笔下，一个沽名钓誉，残忍野蛮，贪婪，目光短浅的楚霸王形象跃然纸上，所以项羽败是必然的，刘邦完胜也是必须的。

但，霸王心中维系的，只是家乡吧？也许未免有些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但谁又规定了成就霸业就必须狠辣无比，心怀天下？一个心中有家乡有故土的人，是否更有底线，更真实，更有血有肉，更值得托付，更有人格魅力和力量？

司马迁记载了项羽乌江自刎的最后情节：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船待，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。”

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”

言毕，自刎而死。

这是一个心中有家乡有父老的英雄的底线与做派。

至于刘邦，则无疑非常符合当下的一些人的价值观：为了自己，无不可牺牲之人，无不可破之底线。幸运的是，司马迁对此也做了真实记载：项王已定东海，与汉俱临广武而军，相守数月。当此时，彭越数反梁地，绝楚粮食，项王患之。为高俎，置太公（注：刘邦父亲）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

项伯对此的评价无疑是客观的。伯曰：「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。」项王从之。

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先有国，后有家。

但心中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家无乡，说他心里有国，说他爱国，打死我也不信。

投机而已。

人各有志。这种人，现实中遇到，我不会与之争执，但注定是不会和他做朋友的，因为从骨子里看不起。

黄鹤断矶头，故人今在否？旧江山浑是新愁。今日端午，谨以此文，祭奠去国已两千余载的楚地，祭奠楚地上那些数十代刚直不阿、嫉恶如仇的楚人。

那块土地上，曾经那么多闪烁着智慧和生命之美的个体，如同大厦根基的砥柱，如同战前温过的酒觞，给了我们俯仰天地的情怀，给了我们高贵、敬仰又让人唏嘘的范本。他们不因世俗无孔不入的侵袭而随波逐流，不曾面对诱惑背信弃义，他们胸怀信仰，手握刀枪箭矢，杀身成仁，从容赴死，以世代坚守的气节，共同缔造和维护了一个曾经强盛族群的风骨与风流。